贵州省印发公务活动全面禁酒的规定，自9月1日起，全省范围内的公务活动，禁止提供任何酒类，包括私人自带的酒类。重大外事活动和招商引资活动，确需提供酒类和饮酒的，须按一事一购买、一事一审批的原则，由承办单位报分管该单位或该项工作的负责同志审批，同时报同级纪委备案。
看意思，公务员们在上班时间喝个小酒儿，已是难上加难。以至于有人称它为史上最严戒酒令。
说是比较严格的禁酒令，成立；说是史上最严禁酒令，则要打个问号了。
中国最早的禁酒，肇端于夏朝的奠基者大禹。中国最早的酿酒师，仪狄与杜康，都是禹的臣属。《战国策•魏策二》里有个故事：“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
不服不行啥。也就是大禹这样的先贤圣王，才有这样的清醒与克制：女儿专门让仪狄给他酿的美酒，他一饮，就知道这种东西太美了，得防，于是，马上给自己戒酒，并且疏远了会酿酒的人，同时提醒大家，后世肯定会有以酒亡国者。
这是预言呢，还是恶谶呢？
似乎是为了给先祖做人证似的，夏桀“日夜与末喜及宫女饮酒，无有休时。为酒池可以运舟，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醉而溺死者，末喜笑之以为乐”。什么叫牛饮？就是用绳子拴住脖子，让朝臣栽到酒池里，喝成老母猪，不抬头，所以溺死几个，也不算奇怪。没有溺死的，“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和而歌”。
汤灭夏之后，首先警惕的也是酒。商汤将毁家祸国的恶行归纳为“三风十愆”，说：“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邦君有一于身，国必亡。”这其中，“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毫无节制地饮酒作乐，乃三风中的第一风，巫风。不管哪一种，不仅卿士和邦君自身必须坚拒之，身边臣属也应时时对上级领导进行匡正：“臣下不匡，其刑墨!”一句话，下属阻拦不住领导，脸上得刺字。
问题是下属拦得住么？商的末代君主纣又恢复了桀的酒性：“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除此之外，商纣王本人还创造了连饮七天七夜的吉尼斯纪录。
周代商，肯定要总结夏商，特别是商的亡国教训。不用说，酒还是罪魁祸首。于是，史上第一份戒酒令，周公的《酒诰》出笼了——周公旦封小弟康叔为卫君，令其驻守故商地，以管理那里的商朝遗民。因担心商朝旧地复燃饮酒之风，周公特地制作了《酒诰》。
在酒诰里，周公先是抬出文王，申明了文王对酒的态度。周文王常常从早到晚，不厌其烦地告诫大家：“无彝酒!”也就是不许经常饮酒！什么时候能饮呢？“饮惟祀”，也就是祭祀的时候才能喝点。而且喝时还得注意酒德：“德将无醉!”除了不醉，还得境界升华：“惟土物爱”，农夫们粒粒皆辛苦，你喝下的每口酒都是粮食酿的，来之不易，应该喝出惜物爱民之心。
周公还抬出了上帝。如果我们以德治国，上帝在天上都能闻到馨香的德气；如果我们天天喝酒，上帝只能闻到酒臭，“故天降丧于殷”。为此周公规定，文王的规则还得继续执行，并且加大药量，用周公的话，叫“刚制于酒”，相当于现在所谓的“一票否决”或“踩红线”吧。
周公最痛恨的是“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意思是，一旦有聚众饮酒者，一个都不能少，把他们全逮了送我这里，由我来杀掉他们。这个规定够吓人了。不过，它本意是针对周王室子孙与官员的。对于民众，周公还是相对宽容的。殷商旧臣与手工业者，可以饮酒，饮得过份了，先教育，教育不过来，再杀不迟。农民尽职于王事，孝敬父母，农事完毕后，赶着牛车外出经商，获得一定的收益之后，也可以弄点小酒喝喝。
问题是，饮酒亡国论也就是夏商周三代。随着历史的发展，也吓不住后世的君们了。齐景公饮酒，七日七夜不止，手下为了阻止他再饮，拿生命跟他怼：如果你还想喝，请赐我死。景帝乃止。前秦王苻生，动不动整月昏醉中，朝臣朔望两日上朝，都见不到他。北周宣帝宇文赟，革命小酒天天喝，“朝亦醉，暮亦醉，日日恒常醉”。赵国的创始人“赵襄子饮酒，五日五夜不废酒。”对身边的人说：“我真是牛哈！喝了五天五夜的酒，却一点事没有。”优莫说：“您还应该努力呀！再有两天就跟纣王一样了。纣王喝酒取乐达七天七夜，你这才五天五夜，还差点火候呢。”
赵襄子还不算太醉，对优莫说：“既然如此，那我也要灭亡了吧？”优莫说：“放心，不会灭亡。”襄子说：“还差纣两天，不灭亡还等什么呢？”优莫说：“桀纣之所以灭亡，是因为遇上了汤武，现在天下都是桀一样的人，而您是纣一样的人。桀与纣并存，谁灭谁呢？不过，也够危险了。”
优莫这默幽的，笑死人。其实，三代之后，饮酒败国已经吓不住人了，但酒可以败政。特别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酒更多的成为经济问题，一方面粮食本就不够吃，再用它酿酒，太奢侈了；另一方面，不管是普通营生，还是奢侈品经营，它还牵涉到赢利与税收问题。所以每朝每代的禁酒政策，都有因地因时因人的性质，既有天灾人祸忌日节日之临时性，又有帝王个人偏好与个人认识问题，当然，还有根据社会情况，随时调整性的。
就政策本身来讲，大致可以分为这么几种：绝对禁酒、局部禁酒、临时性禁酒、禁私酒、加重税、国家专卖等。绝对禁酒做不到，后面的几种，倒是屡见不鲜。
商鞅，第一个对酒征收专税、重税，税比成本高出十倍。一般百姓根本喝不起。酒变成了奢侈品。
秦始皇平时严控，且禁农民酿酒，“有不从者有罪”。但是国家有吉庆喜事时大家可以“欢乐大饮酒”。
汉武帝自己好酒，并且行舟于秦始皇的酒池中，找了三千人做牛饮状，供自己观摩取乐，但他还是颁布了严禁群饮的律令：“三人以上，无故群饮，罚金四两”。此外，他还实行酒的生产和流通全由官方控制的“榷酒”，酒类由政府专卖。
曹操也喜欢喝小酒，“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简直成了他的标配，但正是他向汉献帝“表奏酒禁”。当然他的初衷是节约粮食，用于军需，政风还在其次。同样为了节约粮食，用于军需的，是蜀主刘备，他规定，凡私人酿酒、售酒或家藏酒具不上交者一律处死。
《三国志•简雍传》里有一则关于刘备禁酒的故事：“时天旱禁酒，酿者有刑。吏于人家索得酿具，论者欲令与作酒者同罚。雍与先主(刘备)游观，见一男行道，谓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缚？’先主曰：‘卿何以知之’ ？雍对曰：‘彼有其具，与欲酿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酿者”。
其一，简雍够智慧，居然拿男人有男根，与蜀民有酿具作类比。有酿具就是酿酒罪了，那有男根者，当是有行淫罪了？连刘备都觉得这样做有些荒唐了。
其二，家藏酒具虽然可以不处死了，但是，酿酒、售酒依然是一律处死。可见刘备的禁酒令之酷。当然他的禁酒更多的是因了他的农耕时代的军事之大计。
隋朝杨坚作为开国之君，“罢酒坊，与百姓共之”。唐朝时，遇到皇帝驾崩、皇后去世一律不准饮酒，否则酿酒者、卖酒者、饮酒者皆被斩。宋太祖时期，诏令全国乡村，“少年无赖辈相聚饮酒者，邻里共捕之”。元世祖忽必烈也曾严令禁酒，并规定有私下酿酒的人，财产子女收归官有，犯人要罚服役。明太祖朱元璋他起兵抗元时，发布禁酒令，下令不准种糯米，“以塞造酒之源”。刚坐上龙椅时，令太原不要再进葡萄酒，说“国家以养民为务，岂以口腹累人哉!”西域酋长来献葡萄酒，再次谕曰：“何用此以劳民。”可是坐江山久了，又令工部造大楼设酒肆于其间，诏赐文武百官宴饮，“养民”、“劳民”啥的，也不考虑了。
真正对酒进行考虑的，是乾隆。清朝是中国人口大爆炸时代，所以乾隆忧心的是生齿日增，而土地无增的问题。为此他先后下了八道谕旨，要求禁酒。理由是：一是烧锅(酿酒)耗费粮食最甚，二是百姓纵酒贪杯有伤风化，三是烧锅之禁并非一时权宜之计，而是解民忧固邦本的长久之策，四是北方诸省烧锅尤盛，当严禁之，五是严行禁酒不容置疑，坚定不移……乾隆的这场禁酒运动规模大、范围广、时间长，标志着古代中国的禁酒政策由此前的临时性举措，变为一项后世严格的成文法规，被人视作中国禁酒史上的一块里程碑。
当然，质疑的声音也不是没有。典型代表是刑部尚书孙家淦。孙的意见：如果不分青红皂白地一概禁酒，事实上是禁不绝的；酒禁止宜于歉岁，而不宜于丰年；立法不可不慎，如果禁酒过严，有钱人不敢买酒，穷人的粮食也无法卖出去……乾隆多英明哈，最后给的结论是：“应令各于本省，因时制宜，实令奉行，以观成效”。
站在文明与人性的角度，酒实在是个好东西。李白斗酒诗百篇，“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呢。所以，酒根本杜绝不了，能做的，就是“度数”的问题。所以有人提出“君子可以宴，可以酒，不可以沉，不可以酗。”
时至今天，君子之类，只能是提倡。民间百姓饮酒，你也只能从饮酒伤身出发，或者从社会管理与社会治安出发，就是喝酒败德，传说中的你瞅我干啥，我就瞅你了，然后引起打架斗殴与民事纠纷啥的。当然，酒后开车，危害公共安全了，我们开始严格执法了。甚至，民风里面的劝酒恶习，法律也开始介入了，劝酒劝出人命的，都要各负其责。但是，民众最在意的，还是公务饮酒之恶习。所以，贵州的戒酒令，虽然很难说是史上最严，但是，对公务人员越来越严，怎么着也是政治文明之进步。倒应了清代学者张潮的那个观点：嗜酒就不要做官，做官就不要嗜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