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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

辜鸿铭才高八斗,学富五车,贯通中西,融合孔孟,而我给他的评价是“可惜”两个字。

他游遍欧洲,学会十几种外语,然而大清不予重视,只能做张之洞的师爷;他真正认识了中华文明的伟大和先进,但意识过于超前,身处于乱世之中,无几人能理解他一生学术成就;他心高气傲,才华横溢,对于英语、德语等语言的了解甚至超出本国人,但是面对在中华大地上肆虐的外国势力及其走狗却无可奈何,只好用尽一切机会对外国人逞口舌之利,却无助于国家命运的改变;他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厚的感情,即使了解西洋的繁华和强大后依然转身投入旧中国这必沉之船,却无法实践孔子“其不善者则改之”的格言,为了热爱祖国,连许多陋习都继承下来,可谓爱屋及乌,可惜的是这种爱也妨碍了他的进步,引用一句对他的评价“辜鸿铭狂放的姿态,是他带泪的表演,是以狂放来保护强烈的自尊。”浏览他的历史,我们能看见一个被命运戏弄,然后又戏弄命运的高傲而孤独、对祖国充满热诚的灵魂。

因为辜鸿铭的文明是这样的:要评估一个文明,在我看来,我们最终必须问的问题不是它修建了和能够修建巨大的城市、宏伟壮丽的建筑和宽广平坦的马路,也不是它制造了和能够制造漂亮舒适的家具、精致实用的工具、器具和仪器,甚至不是学院的建立、艺术的创造和科学的发明。要估价一个文明,我们必须问的问题是它能够造就什么样的人性类型,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事实上,正是一个文明所造就的男男女女、人性类型,显示了该文明的本质和个性,即可以说显示了该文明的灵魂。 

而东方文明培养出来的真正的中国人,请注意“真正”这个形容词。在辜鸿铭看来,孔子是中国人的杰出代表,是人类最完美的典型,是中国文明塑造的真正的中国人,就像歌德是欧洲文明塑造的真正欧洲人一样。真正的中国人除了具备沉潜、豁达、纯朴和优雅的品质,还必须具备正义感,具备同情心,具备对美的热爱与尊重。在辜鸿铭的心中,只有这样的人才可以被称为“真正的中国人”:真正的中国人也许粗鲁,但不至于下流;真正的中国人也许难看,但不至于丑陋;真正的中国人也许庸俗,但不至于放肆和趾高气扬;真正的中国人也许迟钝,但不至于怪诞;真正的中国人也许狡猾,但不至于恶毒。”真正的中国人会给人温文尔雅的印象,他过着成人的理性生活而又童心不泯,他实现了情感与理智的完善婚姻。一个中国人,特别是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如果有意忘却、背弃或抛弃这种荣誉法典,即中国儒家国教中的'名分大义',那么,这个中国人就是一个丧失中国人的精神,丧失他的民族精神,丧失他的种族精神的中国人--他就不再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辜鸿铭认为:没有对美的尊重,就没有崇高的品质;没崇高的品质,人民的勤劳力量被用于铺张浪费。而一国人的勤劳力量被用于铺张浪费时,他们所注重的就不是生活的质量而是生活的数量;他们所关心的就不再是生活的情趣和环境的温馨,而是感官的刺激和欲望的满足,是获得舒适、奢华和炫耀的手段;他们可能有健康的身体,但是缺乏美好的灵魂;他们可能过上奢华的生活,但这种生活 “这像死亡之地的苹果一样表面好看,里面则充满苦涩与腐烂的气味” ---引述歌德的话。 

辜鸿铭在中国文明的复兴和日本的演讲中,对日本人如此说:…其实连日本人自己都不是日本人,应当说日本人才是中国人,相当于唐代的中国人,那个时期的中国精神,就好比盛开的鲜花繁盛到了极点,在日本还保留着大部分,在中国因为元朝和之后的游牧民族的蹂躏已经被破坏了。元朝的忽必烈派去攻打日本的舰队遭到了风暴的倾覆,…真正的中国文明也就得以在日本保留了下来…日本能不能阻止自身的西化,日本能不能继续继承自古流传下来的道德标准和民族精神(也就是真正的中国文明和理想),不但关系到日本的未来,同样关系到整个远东的未来。 

辜鸿铭警告日本说:如果日本无法继续保持这些最优秀的东西,不但表象细化甚至连灵魂都一样西化了,那么到那时,日本如同离开了泥土的花朵,被放入到一片花束之中,荣耀不了多少会儿就会面临枯竭. 

辜鸿铭在谈论西方文明时这样说:我要公开说明一下,我讨厌的并非是现代的西方文明,而是现代西方人士滥用他们现代文明制造出来的利器。欧美人士在现代科学上的进步的确是值得人称道的,但是他们滥用高度发达的科技成果的方法和手段完全是错误的。是不应当受到赞许的。… 在我看来,欧洲并没有在发现与理解真正的文明以及文明的基础和意义上花费了多少功夫,而是倾尽全力去致力于如何加强文明的利器。 如同“圣经”中建造巴别塔的人一样,只是不停地追求技术的高度,而不管其道德的基础是否坚固。欧美的现代文明创造的科技的确是一个令人惊讶的庞然大物,但是如同巴别塔一样,面临着倾覆的命运! 

辜鸿铭在“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真谛”一文中精辟地说道:…人们认为只要国家有了钱。一切事情也就都容易办成了,却忘记了国家这一组织除了钱财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其他需要。 因此我想万分恳切地对各位提出忠告,所谓经济并不仅仅限于理财,它还包含了更多的其它意义,也就是说它必须处理好和道德有关的事情。也就是基于此种意义,我将中国的政治经济学视作一种为道德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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