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官逼民反”、“逼上梁山”,是《水浒传》的一个中心思想,不但贯穿在小说整个情节中,也贯穿在每个上梁山的好汉人物身上。《水浒传》开篇叙述的第一个人物,就是一向被人憎恶的“浮浪破落户子弟”高俅,只因“踢得好脚气球”就被皇帝看中,纳为宠臣,“没半年之间,直抬举高俅做到殿帅府太尉职事。”他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官报私仇,以“不服俺点视”为借口,要治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之罪,幸亏众牙将讲情,才得免脱,王进深知受他管辖,性命难保,便扶母连夜投奔延安府。高俅从此更加依势恃强,上与蔡京、童贯等权贵狼狈为奸;中与梁中书、蔡九知府、慕容知府、高廉等地方官吏结党营私;下与祝朝奉、镇关西、张都监、蒋门神、毛太公、西门庆、泼皮牛二等社会基层的贪官污吏、土豪恶霸相互呼应勾结,形成一个遮天盖地的黑暗统治网,残酷地欺压人民。“撞破天罗归水浒,揭开地网上梁山!”这是发自铤而走险英雄的心声,108名受迫害的忠臣良民,在这贪官污吏上下勾结的天罗地网里,不得不走上反叛的道路,聚集梁山,与统治阶级展开你死我活的斗争。可以说,100多位英雄好汉无一不是被逼上梁山的,只是逼的形式不同及客观环境不同而已。即使是梁山首领设计“诱请”上山的,在他们受到迫害时也让人们看到了当时封建官僚机构的昏庸和腐朽,看出当时整个社会的黑暗。 《水浒传》通过梁山起义还向人们揭示出一个规律,要打破黑暗统治,必须团结起来,由个人反抗到集体“落草”,形成一支有领导、有宗旨、有纲领的起义队伍,这样才能给统治阶级以沉重的打击。当众多英雄汇聚水泊梁山后,形成了一支与反动统治的武装力量相匹敌的革命武装力量,在统一的指挥下,不仅打破了祝家庄、曾头市,还攻克了唐州、青州、大名府,并且两败童贯,三赢高俅,沉重打击了封建势力,动摇了黑暗统治的根基。 

《水浒传》所表现的梁山起义军的反叛精神,犹如一团火焰,照亮了被压迫人民的心田。统治者害怕鼓动并教导人民起来造反,因此对《水浒传》一书严厉禁毁。

崇祯时期禁书

朱元璋就是以造反起家的,建立明朝的功勋集团不过是成功的梁山水泊一百单八将。但屁股决定脑袋,造反者在反抗暴政时,秉持的是“造反有理”理念,梁山水泊的故事应该曾激励着元末大大小小的造反者——包括朱元璋和他的部下。一旦造反者打下江山坐了龙廷,就得防备别人造反,宣传的则是“造反有罪”了。

而到了崇祯朝,社会背景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明朝统治者面临着元末蒙古统治者的相同危局,大明国遍地烽火,李自成、张献忠等人纷纷起事,更有山东李青山在梁山故地聚众造反,明朝社稷危若累卵。《水浒传》此时变成了统治者眼中最不合时宜的一部书。

乾隆时期禁书

乾隆十八年(1753年),乾隆下谕,禁止将小说译成满文,理由是满人一向单纯淳朴,小说会把他们教坏。次年,福建道监察御史胡定上奏,目标直指《水浒传》,认为此书“以凶猛为好汉,以悖逆为奇能,跳梁漏网,惩创蔑如……市井无赖见之,辄慕好汉之名,启效尤之志,爰以聚党逞凶为美事,则《水浒》实为教诱犯法之书也”,奏请将此书焚毁禁绝。

乾隆执政后期,教乱、起义此起彼伏,尤其是白莲教起义,纵横数省,使得清朝国势转衰。清廷一方面忙于武力镇压,另一方面也加强思想控制,坚持“社会之所以乱,是因为人心败坏;人心败坏,是因为小说误导”这一逻辑不动摇。

同治时期丁日昌禁书

到了同治时期,又赶上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四大名著《水浒传》也是由于宣扬造反有理,而被列入了禁书目录。如此禁书行经,丁日昌实际是怀着忧国的心。

但是清代禁毁淫词小说,常常是帝王督促官员勤政的号令,多数只是一纸空文。面对这次朝廷禁书令,其他各省官员,并未闻声而动。而只有丁日昌将空头号令,变成了赏罚分明的禁书运动。

 历代统治者虽极力对《水浒传》严加禁毁,但《水浒传》仍以其特有的艺术魅力,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一直放射着异彩。